黄宗羲(明末清初经学家、史学家)
黄宗羲（1610年9月24日-1695年8月12日），汉族，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，字太冲，一字德冰，号南雷，别号梨洲老人、梨洲山人、蓝水渔人、鱼澄洞主、双瀑院长、古藏室史臣等，学者称梨洲先生。明末清初经学家、史学家、思想家、地理学家、天文历算学家、教育家。
黄宗羲是东林七君子黄尊素的长子，早年曾入京为父申冤。在刑部审讯时，当庭锥刺宦官许显纯，痛打崔应元，由此知名。清军南下后，黄宗羲组织召集“世忠营”与抗清义军呼应，失败后又流亡海上，隐居著书，多次拒绝清廷的征召，在各地设馆讲学。其一生著作众多，著述达50余种，300多卷，主要有《明儒学案》《宋元学案》《明夷待访录》《孟子师说》《易学象数论》《行朝录》《今水经》《四明山志》等。
黄宗羲的思想主要受到其师刘宗周的影响，其关于理气心性、本体功夫等观点，以及对朱子和阳明学说的认识，都是直接吸取刘宗周的说法，但与刘宗周不同的是，黄宗羲重视史学，主张治经必兼，反对空谈性命，提倡经世致用。黄宗羲与顾炎武，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（或清初三大儒）；与弟黄宗炎、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；与顾炎武、方以智、王夫之、朱舜水并称为“明末清初五大家”，有着“中国思想启蒙之父”的美誉。
人物生平
早年生活
明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年），黄宗羲出生于浙江余姚通德乡黄竹浦，因其母亲梦见有麒麟出现的祥瑞，故而给他取了乳名叫“麟”。1616年，其父黄尊素考中进士，次年被授宁国府推官，黄宗羲随父亲开始前往宁国府生活。
1622年，十三岁的黄宗羲参加了乡考童子试，但是落榜，次年，补仁和博士弟子员。此后，父亲黄尊素被授山东道监察御史，黄宗羲开始跟随父亲定居北京。定居北京后，黄尊素与杨涟、左光斗、魏大中等人往来甚密，时常在家谈论朝局时事，黄宗羲由此感受到了明朝朝廷的政治清浊。
1625年，十六岁的黄宗羲正式成亲，娶叶氏为妻。同年，黄尊素因弹劾宦官魏忠贤，被革职回乡。1626年，在宦官集团的操纵下，黄尊素、周起元、周宗建、缪昌期、李应升、周顺昌等七人被诬陷“欺君蔑旨”之罪，被逮捕入京，史称“七君子”之狱。父子离别之际，黄尊素将黄宗羲的学业交托给刘宗周，并嘱咐黄宗羲要努力钻研史书，这是日后黄宗羲成为思想家、史学家，以经世致用为其学问目的的根本原因。
庭锥奸党
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，黄宗羲拟好替父申冤的草疏，前往京城喊冤。彼时，明熹宗已经去世，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，朝廷局势发生大变，魏忠贤等人遭到清算，而黄尊素等人等获得平反，朝廷追赠黄尊素官加三品，并特别给予祭葬。同年，刑部审讯宦官许显纯、崔应元等人。审讯时，许显纯倚仗自己是孝定皇后的外甥，各种狡辩，黄宗羲气愤不已，取出早已藏在袖中的铁锥，将许显纯刺得遍体鳞伤，又挥拳痛击崔应元，并拔了崔应元的胡须，回乡拜祭父亲。
读书入社
1629年，黄宗羲归乡开始钻研史书。彼时，郡中的刘念台、陶奭龄都在讲学，讲授石梁之说。黄宗羲与他们的思想宗旨不同，认为慎独才是要义。于是，黄宗羲邀请了吴、越之地六十余知名文士，在蕺山讲学开课，力摧石梁之说。同年，黄宗羲的长子出生，被取名为“弃疾”。
1630年，黄宗羲陪祖母前往南京，寓居在其叔父黄等素的官邸。同年，再次应考乡试，再度落榜。次年，黄宗羲重返故乡黄竹浦，开始专心研读史书。两年间，看遍了家中所藏的《献征录》、明十三朝《实录》及《二十一史》。
在读书之余，黄宗羲也积极参加政治。1632年，黄宗羲成为东林党的活跃分子，与陆文虎、万履安等交往甚密。1633年，他在杭州南屏山的武林读书社念书时，武林读书社是当时东林、复社等成员积极评论政事之所。
1636年，黄宗羲又一次参加乡试，但依然落第。不过，这一时期，他与仲弟黄宗炎，以及叔伯弟黄宗会三人在文才上已渐有名声，彼时儒林称其三人为“东浙三黄”。三年后的1639年，黄宗羲又一次参加科举考试，仍然落第。至1642年，明代最后一次科举乡试，黄宗羲在北京应考后，依旧名落孙山。落榜后的黄宗羲，自京师返乡，随即开始与弟弟游山玩水，考察故乡周围地理，写就了《四明山记》一书。
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，崇祯皇帝自缢，马士英在南京拥立福王，南明政权成立，阮大铖获任兵部要职。但风雨飘零下，阮大铖并未着力对抗清军，反而对黄宗羲等一百四十人展开报复，起因为1638年时，以黄宗羲、吴应算、陈贞慧等人为首的一百四十人，曾在南京联名签署《南都防乱揭》，坪击阮大铖，认为他是阉党余孽。1645年，清军兵临南京城，黄宗羲死里逃生，回归故乡，结束了他的“党人”生活。
矢志抗清
1645年，回到故乡的黄宗羲先是听闻老师刘宗周为大明绝食，前往绍兴探望，后见老师心志已决，遂归家。彼时，他听闻绍兴、福州两地分别建立了鲁王、唐王的南明政权，于是在乡里组织了三百多人的武装队伍，号称“世忠营”，投奔鲁王麾下。然而仅在次年，鲁王政权就崩溃流亡海上，“世忠营”也随之覆没。
1647年，黄宗羲出海寻觅鲁王，在此期间，他写就了《避地赋》，该文中，提及的岛屿及城镇风貌与日本相似，有学者据此推断，黄宗羲到过日本。经过重重寻找，黄宗羲于1648年在福建找到了鲁王，随后开始转向浙东地区继续抗清。不过，鲁王的势力较为薄弱，且上下不能同心，在清廷下令惩罚参与抗清的旧明遗臣后，1650年，黄宗羲为免家人遭难，离开了鲁王，潜回家中。1652年，清军攻陷鲁王在舟山群岛的大本营，鲁王政权名存实亡，黄宗羲写下《海外恸哭记》，记录了鲁王政权的悲剧始末。
1653年，黄宗羲写下《留书》，开始以“梨洲老人”署名。此后，他又结交了众多抗清名士，包括吕留良、方以智等。1660年，黄宗羲写下《匡庐之游》，心中郁结之气渐解。
论著讲学
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，黄宗羲见反清复明无望，开始专心作学问。同年，开始创作《明夷待访录》，并于次年冬天完成。1663年，黄宗羲受吕留良的邀请，前往浯溪讲学。后又于1663年，受宁波姜定庵的邀请，前往甬上讲学，有力的助长了宁波的学术活动。不过，在宁波讲学期间，黄宗羲的思想与反清态度与吕留良开始产生差异，两人渐渐不和。
1668年，黄宗羲开始编撰《明文案》，前后历经7年，最终在1675年，完成了《明文案》的编撰，共计217卷。也就在1675年，黄宗羲与吕留良的矛盾全面爆发，两人最终走向全面决裂。
1676年，黄宗羲受海宁县令的邀请，前往海宁讲学，并于同年完成了62卷的《明儒学案》。此后，又开始了《宋元学案》的编撰工作。
拒不仕清
康熙十七年（1678年），康熙诏征博学鸿儒，经黄宗羲弟子陈介眉的代辞下，此事最终作罢。康熙十九年（1680年），康熙皇帝又命地方官“以礼敦请”黄宗羲赴京修《明史》，黄宗羲以年老多病坚辞，康熙皇帝最终令地方官员抄录其所著明史论著、史料送交史馆，后又延请其子黄百家及弟子万斯同参与修史。同年，黄宗羲结束了在海宁的讲学生涯，着力著述，自订了《南雷文案》。
再之后，黄宗羲专心学问之道，于1688年，再次修订了《南雷文案》《吾悔集》《撰杖集》以及《蜀山集》，删去其中重复的内容，最终辑录为《南雷文定》。
康熙廿九年（1690年），康熙皇帝向徐乾学询问可有博学洽闻、文章尔雅的鸿儒堪当顾问，徐乾学向其推荐了黄宗羲，不过，徐乾学最终以“老病恐不能就道”代辞。此后，1693年，黄宗羲又扩充了《明文案》为《明文海》，共计482卷。
与世长辞
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年），黄宗羲久病不起、与世长辞，享年86岁，其在病中曾作《梨洲末命》和《葬制或问》，嘱咐家人丧事从简。
人物思想
政治思想
黄宗羲的政治理想主要体现在《明夷待访录》一书中，其站在“民本”的立场上，抨击君主专制制度。黄宗羲认为，人类设立君主的目的是为了“使天下受其利”“使天下释其害”，君主应该以服务天下为首要任务，认为“古者以天下为主，君为客，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，为天下也”。但是，在实际运作中，君主却“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，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，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”，并且“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，不敢自利，以我之大私，为天下之大公”“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，传之子孙，受享无穷”，对君主的“家天下”行为提出抨击。
黄宗羲由此认为，应该限制君主的权力，明辨君臣关系，认为“原夫作君之意，所以治天下也。天下不能一人而治，则设官以治之。是官者，分身之君也。”进而推出：“臣之与君，名异而实同。”由此，他认为，为臣者，应明确自己是君之师友，而不是其仆从，即“我之出而仕也，为天下，非为君也；为万民，非为一姓也。”黄宗羲的君臣观是“天下之治乱，不在一姓之兴亡，而在万民之忧乐。”这对传统“君为臣纲”的封建纲常，产生了有力的冲击。此外，在限制君主权力方面，他还提出应设立宰相之职。在《明夷待访录·置相》一章中，他认为，因无“相”辅“君”，才出现了“君”倚宦官的现象，所以，应提高相权，设置宰相一人，参与政事若干人，与其他大臣一起与君主共同议政。
除上述建议外，黄宗羲还主张，将学校办成舆论、议政的场所，并主张民本思想，立“天下为主”之说，反对“家天下”的观念。
学术思想
黄宗羲的学术思想，从其作品《明儒学案》《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》《留别海昌同学序》等，可析出，主要有三层主张。
格物致知，重视慎独
黄宗羲传承了阳明学派“致知格物”的宗旨，但是对阳明学派中，有些后学混合儒佛、沉迷玄学之说以及行为狂肆之风，极为厌恶，他在《明儒学案》中，曾对此类流弊的由来做了详细剖析。其认为，“学”之根本，应成德立极，提出应以蕺山学说的慎独、诚意与合一观为依归，着重排除掉佛教的影响。
反对专立“义理之学”
黄宗羲认为儒者必须通经史、能文章，且尤重经之地位，反对专立“义理之学”。其在《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》中提出“周程诸子，道德虽盛，以视孔子，则犹然在弟子之列，入之儒林，正为允当”，认为儒者是“传经”之人，无论是否重视义理，皆应归入“儒林”，而不应视“义理之学”为一个独立领域，去别立“道学”或“理学”一门。他认为儒学就是传经之学，谈义理是儒者的应有之事，博通经籍，考订制度也是儒者的应有之事，把儒学限于谈义理，是严重的流弊。其在《留别海昌同学序》一文中指出“奈何今之言心学者，则无事乎读书穷理，言理学者，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，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”，认为将儒学分门别派，看似鼓励专门之学，实则流弊败坏学风。黄宗羲指出，通经史才是治学的正道，而“义理”“考证”“训诂”等都只是为了通经，学之目的在于治平天下，故不能把事功排除在学之外。
追求经世致用
黄宗羲的思想虽不脱尊古之窠臼，但其思考感悟所触及的问题，往往在实际上越过传统。如在“事功”问题上，与儒学传统的偏重成德成性不同，他重视“事功”，主观上，以儒学的传统思路说“事功”，客观上，又超脱了儒学来“事功”，其在《明名臣言行录》中提出“事功节义，理无二致，事功必本于道德，节义必原于性命”之说。黄宗羲长于史学，却并非倾向于客观史学，其治史更多的是想要以之辅助经学，以及追求实用。其学术思想，远承阳明，近宗蕺山，受其师刘宗周的影响较大。
教育思想
黄宗羲强调“学贵履践，经世致用”，即实践与理论并重的思想。他在《明夷待访录·学校》一章中，认为学校不仅要解析时事时政，帮助学生明白是非之理，还要对官府的行为产生监督。他建议，学官（学校领导）应当拥有一定的权力，此外，他还认为，学校不应闭门造车，更该广开言路，成为民众的舆论场。
主要作品
黄宗羲一生著作众多，著述达50余种，300多卷，主要有《明儒学案》《宋元学案》《明夷待访录》《孟子师说》《葬制或问》《破邪论》《思旧录》《易学象数论》《明文海》《行朝录》《今水经》《大统历推法》《四明山志》《书经笔授》等。此外，还整理编定了《南雷文案》，后又删订为《南雷文定》《文约》。
主要成就
黄宗義博学多才，研究涵盖经史百家、天文、算术、乐律，甚至包括释、道之学。尤其在史学上，影响重大，清政府编修《明史》时，曾多次咨询过其意见。
政治影响
黄宗羲目睹了明王朝的衰败，由此对封建专制制度展开认识、思考，认为程朱理学是封建政治趋于腐朽和招致亡国的思想根源，于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展开抨击，提出了“天下为主，君为客”的民主思想，同时指出“盖天下之治乱，不在一姓之兴亡，而在万民之忧乐”，主张通过“天下之法”来替代皇帝的“一家之法”，限制君权，保证百姓基本权利。这些思想推动了全社会的思想启蒙，成为后来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斗争的理论指导之一，被后世称为“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”。
学术成就
黄宗羲开创浙东史学一脉，为浙东史学做出巨大的贡献，并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史学家。其认为，史书所载并不单单是史料，还蕴含着“经世之业”的阐述，其在史学研究上主张“寓贬于史”，认为治史必须扬善惩恶。其撰写的《弘光实录钞》《行朝录》，以及通过搜集史料，选编的《明史案》《明文案》，以及增益《明文案》而成的《明文海》是明史研究的重要材料。此外，其撰写的《明儒学案》开创了中国编写学术思想史的先河，标志着中国学术史体裁的主要形式“学案体”的臻于完善与成熟，该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哲学史专著。
黄宗羲考古论今，主张经世致用，开创了一代风气，为清代考证学的兴起做了思想上的准备，以及方法上的先驱。他注重辨伪，对所得内容均要广征博考，去伪存真。在他的直接影响下，阎若璩等人在考据学方面做出了大量实绩。黄宗羲重视史籍的纂修和整理，虽未亲自参与《明史》的编撰工作，去对《明史》的纂修工程影响巨大。
家族成员
人物评价
近代教育家马叙伦，在《中国民族主义发明家黄梨洲先生传》一文中，称黄宗羲是秦以后二千年间“人格完全，可称无憾者”的少数先觉之一。
近代经学家刘师培在《黄梨洲先生的学说》一文中，把黄宗羲的《明夷待访录》与卢梭的《民约论》相比较，对黄宗羲表示“五体投地而赞扬靡止”。
近代政治家、思想家康有为高度赞美黄宗羲，认为：“梨洲大发《明夷待访录》，本朝一人而已。梨洲为本朝之宗。”
近代民主革命家、学者章太炎，对黄宗羲的态度有着前期与后期的不同，前期，他推崇黄宗羲，在《致汪康年书》一文中，他认为“昔太冲《待访录》‘原君’论学，议若诞谩，金版之验，乃在今日。斯固玮琦幼眇，作世模式者乎？”。在《冥契》一文中指出：“黄氏发之于二百年之前，而征信于二百年之后，圣夫！”。不过，在其后期的《王夫之从祀与杨度参机要》一文中，他对黄宗羲作出一定批评，但还是承认他的历史地位的，认为：“余姚者（按：指黄宗羲），立宪政体之师。观《明夷待访录》所持重人民、轻君主，固无可非议也。”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原总理温家宝，曾对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做出评价，他在《致史晓风先生函》中，写道：“我喜读黄宗羲著作，在于这位学问家的思想有着朴素的科学性和民主性。身为天下人，当思天下事。而天下之事，莫过于‘万民之忧乐’了。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，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我应谨记这些道理，并身体力行。”
后世纪念
黄宗羲墓
黄宗羲墓位于余姚市陆埠镇十五岙村化安山东南麓，为1688年黄宗羲在生前自寻墓址所造。其生前曾交代不铺张办丧，遗体就穴而葬，不用棺木，不立墓碑。下葬时，为一褥一被一石床。之后，高友兰赠送碑石，隶镌“黄公梨洲先生墓”。黄宗羲墓自建成后，在后世屡有修葺，且规模逐渐扩大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黄宗羲墓历经多次重修，现面积达已近500平方米，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该墓现正面呈驼峰状，由块石错缝砌成，居中嵌立有梅园石墓碑一块，墓前辟有长方形拜坛，放置有石桌凳。拜坛前为荷花池，池边辟有梅园，池北则建有一座石亭。
黄宗羲墓位于余姚市陆埠镇十五岙村化安山东南麓，为1688年黄宗羲在生前自寻墓址所造。其生前曾交代不铺张办丧，遗体就穴而葬，不用棺木，不立墓碑。下葬时，为一褥一被一石床。之后，高友兰赠送碑石，隶镌“黄公梨洲先生墓”。黄宗羲墓自建成后，在后世屡有修葺，且规模逐渐扩大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黄宗羲墓历经多次重修，现面积达已近500平方米，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该墓现正面呈驼峰状，由块石错缝砌成，居中嵌立有梅园石墓碑一块，墓前辟有长方形拜坛，放置有石桌凳。拜坛前为荷花池，池边辟有梅园，池北则建有一座石亭。
黄梨洲纪念馆
黄梨洲纪念馆位于余姚市四明山镇镇东桥附近，与文昌阁隔相望，落成于2003年。纪念馆采用徽州民居样式，马头墙高耸，青瓦粉墙。纪念馆门口广场上的建筑标志，源自黄宗羲撰写的《四明山志》，依照天一阁藏书中的木刻本，采用梅园石制作而成。馆内矗立有黄梨洲先生的古铜色半身雕像，以“黄梨洲生平业绩”“黄梨洲与梨洲”和“历代名人与四明山”三个部分对黄宗羲生平作出陈展，展品有文字、图片、实物等。
黄梨洲纪念馆位于余姚市四明山镇镇东桥附近，与文昌阁隔相望，落成于2003年。纪念馆采用徽州民居样式，马头墙高耸，青瓦粉墙。纪念馆门口广场上的建筑标志，源自黄宗羲撰写的《四明山志》，依照天一阁藏书中的木刻本，采用梅园石制作而成。馆内矗立有黄梨洲先生的古铜色半身雕像，以“黄梨洲生平业绩”“黄梨洲与梨洲”和“历代名人与四明山”三个部分对黄宗羲生平作出陈展，展品有文字、图片、实物等。
人物轶事
喜好藏书
黄宗羲好抄书、喜藏书，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在《梨洲先生神道碑文》中记载他“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，则抄之同里世学楼钮氏、澹生堂祁氏，南中则千顷斋黄氏，吴中则绛云楼钱氏，穷年搜讨。游屐所至，遍历通衢委巷，搜鬻故书；薄暮，一童肩负而返，乘夜丹铅，次日复出，率以为常。”其晚年，更是好聚书藏书，提倡藏书致用，告诫学者：“当以书明心，勿玩物丧志也。”此外，关于藏书，他还特意撰写了《天一阁藏书记》《传是楼藏书记》等相关文章。
坚持裸葬
黄宗羲在生前就已为自己安排了后事，他摈弃传统，希望自己死后将头发散开，仅覆盖一条单被就放在石棺里裸葬。这一要求让其子十分为难。为了让后人满足其要求，黄宗羲特意写了《葬制或问》一文。黄宗羲的裸葬行为引发了后世诸多猜测，如清朝雍正年间，就有人写有《黄梨洲先生裸葬说》来猜测解读其行为。
